是誰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何時，劃出一條區分你我的界線？
我們是否能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將族群視為一種互動而開放的「形成過程」？
人類座落（location）除了是由靜止所構成，也是由移轉（displacement）所構成。旅行（travels）與接觸（contacts）才是未竟的現代性研究中的關鍵。
在這些來來去去的移動中，我們可以發現哪些生存與互動技巧？有哪些資源可供一個多樣性的未來所使用？
人人都在移動，幾世紀以來皆是如此。探險、朝聖、移工或移民、觀光，以及旅行；人類移動並遭逢是一個存在已久且複雜的過程。所謂的「文化」與「邊界」並非先於接觸而存在，是透過接觸才得以維持。
聚焦必然會有所排除。因此，當人們傾向用「共同生活」的概念，來強調文化中的價值、社會階層與歷史，是否將忽略──甚至壓抑──許多不純粹的、難以或尚未梳理的集體創造與求生過程？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來看？如何在政治上闡明和挑戰重大差異？定義與捍衛一個家園需要的是什麼？是誰得以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以及在何時）劃出一條區分內部者和外部者的界線？我們能否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而不僅僅是文化的轉移或延伸？
國家的、族群的界線，究竟是如何被不同的歷史主體所維繫、守衛、破壞與跨越？
《路徑》延續克里弗德在《文化的困境》中的討論，持續論證其對「文化」概念的主張，「無論如何，在受到族群絕對論撕裂的當代世界，對身分一致性的聲稱是無可避免的。文化看來是禍福參半的事物。我企圖鬆動對文化的常識性看法，聚焦在民族誌再現（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的過程。我用來撬開文化觀念的槓桿是關於『書寫』（writing）與『拼貼』（collage）的延伸概念，前者被視為互動性、開放性和過程性的，而後者則是要為異質性提供空間，不僅是為美學並置，更是為歷史並置和政治並置提供空間。」
本書分為「旅行」、「接觸」與「諸多未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主要討論民族誌田野工作，克里弗德將田野工作視為一項旅行實踐，突顯了在被歷史地、政治地定義的地點中進行的具身活動（embodied activity）。這種世俗的強調有助於開拓當前的可能性，擴展並複雜化民族誌研究的路徑。第二部分「接觸」談的是博物館──博物館不單純是一種西方機構的延伸，而是一個不同文化願景和不同社群利益的接觸區。那麼，在全球博物館蓬勃發展的當下，我們可以如何看待並期待更多樣性的參與？第三部分「諸多未來」考察了「離散」（diaspora）的當代銜接，考察了如何在與多個地方保持聯繫之際，又能同時履踐非絕對主義的公民身分形式。各式各樣的離散史被重構為一種「後殖民主義的史前史」，跨國旅行和接觸——人、物和媒體的旅行和接觸——並不指向單一的歷史方向。
然後，當歷史現實被理解為一連串未竟的遭逢，或許我們可以試圖定位自己，講述一則關於移動的新故事。
「我並不認為任何人會永遠被他的『身分』固定住，但也沒有人可以擺脫他的種族與文化、階級與種姓、性別與性向、環境與歷史等的特定結構。我理解這些以及其他交叉影響的決定因素，不是作為選擇或被迫接受的家園，而是作為世界旅行的場域，是困難的遭逢與對話的機緣。由此而來的推論是，任何關於一致性或普世性價值的新舊觀點，都沒有辦法解開文化政治的難題。只有更多的翻譯。
「這些文章是一點點開端，試圖追溯人們旅行的新、舊地圖和歷史，而其中被賦予了不同程度的權力或受迫。本書關切在移轉中所銜接的人類差異性，關切在愈來愈連結但非同質的世界中，糾纏的文化經驗、結構與可能性。」──〈序：未竟之業〉
【人類學反思三部曲】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
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
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
推薦人
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李時雍，《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野蠻與文明》作者
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洪廣冀，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副教授
各界好評
在不斷移動的反思並置中，克里弗德以路徑軌跡對比根系定著。透過旅行與接觸的情境，文化書寫者召喚行走於路途上的翻譯，一方面是對於古典田野工作中整體脈絡的破除與再連結，另一方面則是揭示異質現代性的多點交會與非本土化的特質。克里弗德曾在演說中認為自己是「歷史實在論者」，我們可以說《路徑》一書所傳遞的訊息也許更像是葛茲所說的「後事實追尋」：在歷史之後，田野中的文化工作者透過爬梳各式軌跡所揭露的多重真實，比起深埋地底只能匯聚的根系，多了許多系譜與處境的能動性。正因如此，路徑提供了我們走向離散而旅行的諸多世界，也在接觸和翻譯中發現對照諸多過往的可能性。──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歷經三年Covid-19對人身行動的限制，今日的我們應該可以體會旅遊、遭逢、流浪以及「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是多麼地可貴。早在1997年，人類學者詹姆士・克里弗德已敏銳地體會這點。在《路徑》這本書中，他點出人們對於「扎根」的迷思，提出以移動為基調的人文社會科學。這本書同時也是克里弗德遊走於各場域與學科的遊記。以充滿哲思、內省與詼諧的筆觸，他為李維史陀著名的「我恨旅行，我恨探險家」提出了新的詮釋。──洪廣冀，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