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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宋代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大大超過了唐代。唐代取士每次不過七十人左右。從宋太宗開始，大量取士，參加省試的舉人每次高達兩到三萬人次，每次平均錄取230人。從宋真宗到宋徽宗，則平均錄取進士456人。來到宋徽宗時甚至多達680人。並且選拔登第者為士農工商的士民子弟們，反而是那些世家大族逐漸受到邊緣化。蘇轍說：「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課程，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德其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大量中、下層知識份子進入政治舞臺，使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前途與宋代的國家政治命運和前途緊密結合起來。也因此，北宋人才選拔特點特點，促成了宋代文化精神的演變。
宋初以來的科舉制度，「專以詞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而有才識之士，往往不能進取。范仲淹為選取治世之才，曾提出改革辦法。然而「慶曆新政」在反對派的攻擊下，就像曇花一現那樣，隨即消逝。但這種科舉考試敗壞人才的弊病卻日益蔓延。
隨著歲月的推移，王安石登上了政治舞臺。他有鑑於此，寫下了一系列文章進行論述，如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就是我們通稱的《萬言書》）中提出，陶冶天下人才以變更法度的主張，認為當時學校所教，「講說章句而已」。從事於這些「無補之學」，不能成人之才。因此他力圖改變「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的現狀。這些論政議事的文章，既為後來推行新法製造輿論，又表現出他強調作文「務為有補於世」（《上人書》）的社會現實功能。
對於宋代整體知識份子而言，他們珍惜的價值觀共同集中在國家事務，以及社會福利上，他們認為知識份子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員，必須關懷的是國家政策，菁英的表現，並且謀取社會福利與興學教育，他們對於政治的關懷遠遠超過其他世代。
尤以王安石對於人才選拔之事更進一步苦口婆心的勸諫君上，書寫〈上時政疏〉時說到：「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 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當不終於大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當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王安石直言極諫，提出「大明法度」、「眾建賢才」的方策，再度重申修法與求才的重要，期許仁宗有所作為，勵精圖治。正是值此百姓困乏，世風澆薄，法度不合時宜之際，益發彰顯人才對於國家盛衰沉浮的影響，「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是故王安石以為當務之急莫過於發掘、探求人才。
〈取材〉一篇的內容來看，它的現實意義不僅在於闡明取人之道，而且與改革科舉和學校制度都有密切的聯繫。首先指出選拔賢能，必須名實相稱，「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為得矣。」王安石深知使用人才的重要，在〈材論〉中曾有相當精闢的論述：「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本文的立意則著重於對人才的審慎選拔，「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核其名實」，然後才能任用得當，達到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的境地。這樣的立論王安石有獨特的領悟，也就是說，他所希求的賢才是直接為變更法度效勞的。
其次是論述人才取捨，立足於治國濟世。王安石引用文中子的話說：「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頌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箋奏家法之義。」清楚闡明他認為選拔人才的理念即「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審視人才問題，其耳目心力，一路滲透到造就人才的學校和科舉考試方面。當時的現狀，正如他在《萬言書》中所指出：「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因事析理，反復剖白，從現實存在的問題，談到科舉制度的改革，而在佈局結構上，精心安排，有條不紊。自第二段起，分三層下筆論說。第一層是從正面闡發，作為文吏應具備必要的才能，掌握施政的要領：「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作為儒生，除訓習句讀外，必須熟習典禮、明瞭制度等。這樣施之職事，才能為國家所用。
第二層指出當今考試的弊端，策問進士，「但以章句聲病」；策問經學，「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這樣取士只會使那些愚頑不敏者得以進取，而才能出眾者視為多餘，其嚴重後果，必然導致世俗「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這裡充分表露了作者對當時浮豔空洞文風的輕蔑與不滿。
王安石覺得宋代的讀書人最大的毛病在於渴望成名，又缺少功利主義取向和實踐能力。在〈取材〉一文中提出針砭：「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王安石認為國家需要的官員，除了長於闡釋經典，善於將經典運用到政府的積極作用中，擅長商討政策、有突出的行政能力和富於法律知識。政府的多元功能所需要正是這些文官具有的素質。
他認為當時匱乏人才是培養造就人才的方法錯誤所致，固然求取人才雖然可一解朝政缺才的燃眉之急，但僅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終究是揚湯止沸，治標不治本；而建立良好的人才教養制度，將其體系完整確立並加以落實，方是釜底抽薪的長久之策。
他認為培養人才絕對不能成為科舉應試的附庸，王安石對取材的方法上有所批判：「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錯誤觀念。
反而應該摒除章句聲病的講究，進而加強「習典禮，明制度。」他以為教育目的既爲培育天下國家所用之人才，苟非如此則失教育意義。〈言事書〉曰：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鄉於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敎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至若「取才」之標準，這也就是王安石以爲，不是專就文辭句讀的教導，而是通古今、習禮法，得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
至於王安石認為「才」的標準為何呢？就是「經世務」，取材根本上應該注重的是政經、社會實際需求。因此第三層是面對現狀闡明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策問進士要瞭解他們對於治國大計、政教得失以及安邊之策等方面，所掌握的實際知識，而「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問經學也「不徒以記問傳寫為能」。如此一來決定升黜取捨，才能選取真正有用於國家的人才；實際上也正是王安石為推行改革，所選拔一批新的人才。後來王安石在熙寧四年（西元1071年）所擬《乞改科條制劄（ㄓㄚˊ）子》中明確地提出：「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表達了作者迫切期望造就改革人才的心情。
王安石的議論援古據經，而斷以己意。這篇文章就是通過據經用典、古今比照的手法，既指出當今科舉取士所存在的問題，又闡明選取治國安邦人才的重要，顯示出議論與現實密切相聯繫的特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謂其「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王安石好讀書，針對上述現實政治、經濟丶軍事之板蕩，提出教育改革，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適應環境；「用天下國家」（〈言事書〉）改造環境，唯學用合一，造就經世之才。從本文的中心議論來看，作者突破傳注經學，開啓道德性命之學的儒家經典進路，對後世選拔人才，教育觀念的倡導，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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