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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上週我們與大家分享了王安石的〈材論〉，人才不是沒有，而是居上位者沒有好好的審視人才之所在，作者對於擁有才能者，進一步提出了「興賢」，本篇以「興賢」取題，表達了作者一以貫之的用人思想。「興賢」即「舉賢」，也就是開篇所説的「任賢使能」。能否「任賢」，關係到國家的興盛衰亡，是重大的國之根本的問題。
這篇短論，分兩段從兩個方面緊扣題目，就選賢任能做了簡明而令人信服的論述，分別集中而又有聯繫地回答了「為什麼」和「怎麼樣」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段陳明為什麼「興賢」，也就是講「興賢」的重要性。文章一開頭便就興賢與否與國家興衰存亡的關係來説明「國以任賢使能興，棄賢專己而衰」，而且這是「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作者認為「治世」、「亂世」；「興」與「不興」的差別，在於對「賢」的「用」還是「不用」。就此可以推斷：「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從道理上講是這樣，從歷史事實來看也是如此：作者提到商朝，説「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皆賢相）」，「其衰也亦有三仁」，又提到周朝，「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這樣的賢人，再如「兩漢之興」，有蕭何、曹參，寇恂、鄧禹這些賢相名臣；「其衰也」也有像王嘉、傅喜，陳蕃、李固這麼多的賢臣，再看魏，晉以下，一直到李氏的唐王朝，歷代賢臣之多「不可遍舉」。總之，不管是時世興盛還是衰亡，總都有賢人在。而有興有衰的原因就在於用不用賢才。王安石再一次強調「有之不用，猶無有」，再一次肯定「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由此可以證明「興賢」與否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至此，「興賢」 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正由於賢者之重，所以以反向「可不慎歟？」強調之，正面的意思自然是如此重要的「興賢」，問題是必須慎重對待，決不可等閒視之。為什麼「興賢」 的問題解決了，與此相聯繫的便是怎麼樣「興賢」的問題。
這篇短文緊扣論點，進行嚴密地論證，先講「興賢」 的重要以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然後講「興賢」的做法以提出具體實施措施，從而完整地回答了包括「重才」「用才」兩個重點方面的「興賢」。在論證過程中，作者列舉歷史事實，以古證今，發人深省。在語言表達上，或用對舉，如「國以任賢使能而興」，「（國以）棄賢專己而衰」，「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接著，利用排比法，「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眾。」環環相扣達到論證的有效性，第二段緊接著講怎麼樣「興賢」，也就是講「興賢」的做法。古今情同一理，同一個中原國度，一樣的士民，即使在紛亂的古代尚有眾多的賢人，何況今日正值太平盛世。作者從反問中告訴人們的答案是很明確的，當今賢才很多，關鍵在於君上是否重有他們，也就是能不能「興賢」。
使用「則」字連接近乎四六句的句式，「博詢眾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諂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雖是並列分舉，但也創造了遞次加強的語勢，從而增強了文章的表現力。
以上一口氣連用五個「則」字聯接的條件句，從不同方面列舉了「興賢」的種種措施和辦法；第一，廣泛聽取百姓的意見，使賢才得到薦用；第二，廣開言路，讓人們敢於講話，使賢才得以被發現並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第三，疏遠小人，讓進讒和諂媚的人不能得逞，使賢才得到提拔和重用；第四，不拘泥於文辭等表面言談，使賢才在位謀政，明辨是非，大膽負責毫無顧慮地辦事；第五，不在小處苛求於人，使文武百官不至於謹小慎微而能按他們的心意辦事，發揮他們各自的才能和智慧，高效率地做好各項工作。最後，作者為強調這些做法的正確，又用了一個「則」字句，説明如能照這樣去辦，那麼就可以使國家興盛強大到超越兩漢和夏、商、周三代，達到三皇五帝那樣的境地。作者以如此美好的前景，再一次呼應本文開頭所表明的觀點「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有賢而用，國之福也；」從而進一步闡明瞭本文的「興賢」主旨。
王安石論證人才問題，是針對北宋三大弊政之一的吏制，列舉歷史事例論述了選拔賢人振興國家的問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當然，這個問題的發現並非始自王安石。早在春秋時期，墨子就總結了「賢者為政則國治，愚者為政則國亂」（〈尚賢〉）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尚賢事能」的政治主張；曹操也曾提出「唯才是舉」（〈求賢令〉） 的口號；唐太宗更明確指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貞觀政要》引）涉足這樣一個說濫了的話題，本是作文的大忌，正如黃山谷所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因此，要寫好這樣一個題目，必須具有真知灼見。本文的特點，恰恰在於能獨闢蹊徑，發前人之所未發。「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這兩句話雖為開門見山，入筆擒題，但只是重申前人觀點，而非真正題旨，正如作者所說：「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然後才掘入一層，提出問題：「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任賢興國的規律既然古今相通，俗人皆知，那為什麼在清明安定的時代，有了賢能之士就會興旺發達；而在黑暗昏亂的時代，即使有了賢才也無以振興呢？對此問題，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這就是文章的題旨。然後，圍繞著一個「用」字，逐次展開議論。這就使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深入了一步。由此可見，立意的創新與拓深乃是本文的第一個特點。
其次，條理清晰，脈絡貫通，層層展開，前呼後應，具有嚴密的邏輯性。文章先推出論題。接著，便引古證今，說明任賢與否對於國家興衰的重大意義，重申「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的論點，並通過反詰來加重語氣，既提醒人君重視，也使文脈稍增波折，為下面進一步展開從語勢方面作了伏筆。然後，作者以古今一理為轉折，聯繫當時現實，指出：古代即使在動盪混亂的時期，還有如此多的賢能之士，何況如今天下太平，難道會匱乏人才嗎？關鍵在於君主怎樣使用人才。這就將話題引入解決問題的具體途徑，提出了怎樣發現賢能，使用賢能的一系列原則做法及其好處。最後總結全文，指出「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途哉」。再一次強調了任賢使能對於振興國勢，以便超越前代，達到上古大治境界的重要意義。有始有終，首尾呼應。
再次，闡述論說能廣證博引，析理入微。為了證明「有賢而用」與「有之而不用」的利弊，作者援引了大量史實，指出：商朝初興有賢相仲虺和伊尹；在它衰亡時，也有三位賢臣：微子、箕子和比干，當時，紂王荒淫昏亂、暴虐成性，微子憤然離去，箕子因進諫而被貶佯狂為奴，比干則被殺死。同樣，周朝開國，有周公旦、召公奭（ㄕˋ）、太公望等同心同德的十位良臣；國朝衰微時，尚有祭國公謀父與內史過等賢士。再看兩漢，前有蕭何、曹參相繼為相，輔佐高祖劉邦；後有寇恂和鄧禹等人襄助光武帝劉秀中興開國；而在東漢後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等忠臣義士。王嘉「剛直嚴毅有威重」，因反對哀帝加封佞臣董賢，被投置獄中，絕食而亡。傅喜在漢哀帝時任衛尉、右將軍、大司馬等職，當時傅太后當政，驕奢專橫，傅喜多次犯顏進諫，終遭免官。陳蕃是靈帝時的太傅，為人方正疾惡，因與大將軍竇武共同謀除宦官曹節等人，事洩被殺。李固在順帝時任大司農，因反對外戚，為梁冀所害。「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遍舉」。通過大量的歷史經驗教訓，充分證明了任賢興國與棄賢亡國的利害關係，具有推論過程的說服力。
在文章的後半，針對怎樣任賢使能的問題，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和方法：其一，不自以為是，廣泛徵求意見。有才能的人就會脫穎而出，被發現和提拔；其二，凡是國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均無忌諱，歡迎人們公開批評。如此，就能廣開言路，使人敢於直言進諫；其三，不接近奸邪小人。這樣，那些當面阿諛奉承，暗中誣陷忠良的人難逞其奸，自然也就躲遠了；其四，不受舊的規章條文束縛，敢於改革舊俗弊制。那麼，官吏們就能忠守職責，明辨是非，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了；其五，不計較小過，不求全責備，那麼賢能之吏就能放開手腳，大膽工作，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了。通過這些至細至微的引證論述，不僅使文章由泛論變為具體化，增加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也充分表露了作者對實現治國理想的殷勤期待，忠悃（ㄎㄨㄣˇ）報國的拳拳赤子之心宛然可見。
此外，本文語言淺顯豁朗，行文中利用許多排比手法，輔之以感喟語氣，顯得質樸剛健，深具氣勢，充分凸顯了王安石散文的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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