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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愛古今書房的朋友們大家好，宋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走出四川眉山的蘇軾和弟弟蘇轍赴汴京應試。兄弟二人居然同時中了進士，這讓他們的父親蘇洵興奮不已。蘇洵在前一年路過成都時，曾上書益州知州張方平，說自己懶鈍，荒廢於世倒也罷了，實在不忍心讓兩個兒子的才華被湮滅，請張方平引薦。而兩個兒子終不負他的苦心，皆金榜題名。相傳得知消息的蘇洵忍不住吟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歐陽修以翰林學士的身份知貢舉，他素好韓愈古文，對時下流行的新奇險怪的一味講求文體怪誕詆訕，流蕩猥瑣的太學體，既無古文的平實質樸，又乏駢文的典雅華麗，只以斷散拙鄙為高的「太學體」深惡痛絕，蘇氏兄弟恰好在這時候出現了。歐陽修在〈與焦殿丞千之書〉的信中，情難自禁地說：「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那時，蘇軾給同為主考官的梅堯臣寫了一封答謝信，信中說：「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樸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樸，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本來對蘇軾應試之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已經大為讚賞的歐陽修，讀到蘇軾這封信後，對好朋友梅堯臣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歐陽修還給仁宗皇帝上了〈舉蘇軾應制科狀〉，說：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蜂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特舉薦蘇軾應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留侯論〉一文是宋仁宗嘉祐六年（西元1061年），蘇軾爲答御試策而寫的一批策論中的一篇。本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ㄧˊ）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闔，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軾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留侯論〉的開篇高度概括了何謂豪傑，正是全篇的精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意思是說，古代所說的豪傑人物，必定有超過一般人的節操，有一般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劍而起，挺身而鬥，這不能稱為「勇敢」。天下有一種真正堪稱大勇的人，突然禍難臨頭並不驚慌，無故加以侮辱也不動怒，這是因為他的抱負很大，志向高遠。
緊接著，蘇軾的文章裏繼續講述張良的成長的歷程。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張良年輕時橋上遇老人得兵書一事，說世上的人不明白，認為那老人是鬼怪，這已經是錯誤的了。依蘇軾之意，圯上老人並非司馬遷之所謂鬼物，而是秦代有遠見卓識的隱君子，他的出現其意也不在授書，而是有意試一試張良的隱忍程度。張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敗之後隱姓埋名逃至下邳（ㄆㄟˊ），圯上老人對此深爲惋惜，特意用傲慢無禮的態度狠狠地挫折他。結果他能夠忍耐，說明還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稱他「孺子可教矣」。
我們一般看史書往往容易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蘇軾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繫起來，把他爲韓國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繫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並不在書籍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是所暗示的，都是聖賢間互相警示勸戒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爲論證，結構非常嚴謹。
爲了加強說服力，第三、四段又引史爲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ㄅㄣ）、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文中先引當韓國滅亡，秦國正強盛的時候，秦國用刀鋸鼎鑊等殘酷的刑具來對待天下的讀書人，那些平時居家卻無故遭到殺戮的人，多得不計其數，當時雖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也無法施展他們的本領。執法太嚴峻的國家，它的鋒芒是不能觸犯的，而且時勢也尚未出現可乘之機。張良因忍受不了喪國之痛與對秦王的憤怒之情，為了一時之快想要狙擊秦王，然而並沒有成功。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幸好張良狙擊失敗後逃跑的快，並且因為清秀的外表並沒有引起秦王的注意，逃過了軍隊的抓捕，否則張良就要為他圖一時之快而付出性命了。又說張良憑他蓋世的才幹，不效法伊尹、太公，卻採用荊軻、聶政那種刺殺個人的小計，雖僥倖不死，橋上老人也為之深感惋惜。
拋下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係到基本立論，因爲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爲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面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爲，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於白白送死。老人因爲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鍊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系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於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着，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爲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許路，見張良只是目送着他，並無異常的表現，這纔再走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圯上老人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爲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這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人扣。隨後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於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練。這給作者取爲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只須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張良能忍，二者實爲一個意思。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纔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第五段進一步將觀點利用史料典故說明：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進而蘇軾在第六段提及高祖成王，實則是張良在輔佐。同時又舉出了張良幫助劉邦的兩個例子。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首先，劉邦與項羽的戰爭中，張良教他要保持自己完整的鋒銳的戰鬥力，等到對方疲敝。這個事例強調劉邦能忍，所以戰勝了項羽，贏得了天下。但他為什麼能忍？也是張良教之。第一個事例運用了對比論證，討論項羽的失敗與劉邦的成功，差別在於一個不能忍，一個能忍罷了。也是更有說服力地說明「能忍」的重要性。
其次，當韓信攻破齊國想要自稱為王時，劉邦為此特別憤怒，從他的臉色都能看出。這個事例則是強調劉邦不能忍，若不是張良的提醒：「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生變。」劉邦才能忍住怒火，封韓信為王，徵用韓信的士兵去擊敗楚國。這兩件事都體現出劉邦能得天下最大的功臣就是張良，且從另一個角度著重說明張良一直在用「忍」。以張良用「忍」來結束自己的論述，層層遞進，又別有新意。
本段精妙之處在於，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繫到劉、項兩家的爭鬥為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爲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爲齊王的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爲係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於張良、對於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圯上老人的啟迪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徵，思想新穎，文句斐然，餘味不盡。
這篇散文雖是蘇軾早年所作，字裏行間洋溢着作者的博聞才識和獨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於闡發「忍小忿而就大謀」，爲使論點具有說服力，作者廣徵史實，不僅引用了鄭伯肉袒迎楚，勾踐臥薪嚐膽等善於隱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項羽、劉邦等不善於隱忍的反面例證，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論證發揮。作者引證史實層層遞進，流轉變化，不離其宗，抓住留侯能忍這一主線，進一步闡明張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業。這篇文章大開大闔，氣勢俊逸奔放，雖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簡意賅，分析透徹，鞭辟入裏，顯示了青年蘇軾傑出的文學才華，千百年來成爲立論文章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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