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第一天(西曆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五點剛過，手機聲響把我驚醒。 伸手一看，是俞江發來的拜年短信。十多分鐘後，又接他的短信，告訴我《〈周官〉與 周制》已經殺青，正在聯繫出版。同時把該書的目錄和前言發了過來，要我看完書稿作序。
看了他的微信，我很興奮，但不驚怪。
不驚怪，是因為我有預感。前幾年我讀王夫之《讀通鑑論》，讀到他論西漢趙廣漢說：「小民之無知也，貧疾富，弱疾強，忌人之盈而樂其禍，古者謂之罷民。」據此， 「罷民」應非罪人而是老百姓，但是《周禮‧秋官》有「以圜土聚教罷民」。「罷民」若為老百姓，那「圜土」是什麼呢？是獄嗎？為此我用微信與他商討。他在幾小時之内，反覆向我發來經典的說法。因此，我就猜測他已把研究重心轉向先秦。不然無法那麼快回覆。而且研究的應該是禮類題目。去年二月他發微信說，初稿大體已經形成，完稿還要半年到一年。一年到了，看到這樣的書名，我當然不奇怪了！
興奮，那就要說到本師張國華教授。他就讀西南聯大，是國內公認的先秦政治法律思想史權威。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招收博士生起，他就物色研究先秦三禮的青年才俊。未能如願即駕鶴西去。本書殺青，本師之願償矣！他代我完成本師之願，怎麼能不興奮呢！
《周官》（又稱《周禮》）自西漢起就有真偽之爭。近代以来，篤信《周官》為真書者非沈家本先生莫屬。俞江在本書《後記》說，他寫作這本書，源起於對沈氏《歷代刑法考》的研讀。這是大實話。早在十九歲的青年時期(一八五九年)，沈氏寫出第一本書，就叫《周官書名考古偶纂》。稍後的《日南讀書記》還有專門的讀《周官》筆記。《漢律摭遺》是他死前的最後之作，他在自序中認為：李悝之法中仍存有「三代先王之法」。而李悝之法到商鞅秦法再到漢法，一脈相承。「是漢法亦本於李悝而參之以秦法，非取秦法而全襲之也。今試以《周官》考之：先請原於八議，決事本於八成，受獄即士師之受中，案比即司徙之大比，……其他之合於周法者，難僂指數。」可以說，沈氏沈家本的一生都在推譽《周官》。
特別是他的《歷代刑官考》，在考證三代先王之制時，唐、虞、夏和殷，都只有簡單的幾行字。唯獨周，詳引《周官》，並加上好幾段長長的按語。如引「大司徒」後按語說：「先王之世，以教為先，而刑其後焉者也。「大司徒」十二教，而刑僅居其一，必教之不從而後刑之，則民之附於刑者亦少矣。不教而誅，先王所不忍也。國家設官，本以教養斯民，而後世之官，皆不識教養二字。非無賢者勤求民隱，勉作循良，而權力 之所限，往往無可展布。其餘則膜視斯民者居其多數。下焉者則逞其刑威，肆其貪虐，而民生可知矣。教養云乎哉？！三復陳編，為之太息。居今日而治斯民，刑其後者也，其惟以教為先乎！」又引「山虞」後按云：「成周官制，政刑權分。……其職守不相侵越，故能各盡所長，政平訟理，風俗休美，夫豈偶然。後世政刑叢於一人之身，雖兼人之資，常有不及之勢，況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長於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長於治獄者未必為政事之才，一心兼營，轉致兩無成就。吏治之日下，固非一朝夕之故也。近日歐洲制度，政刑分離，頗與周官相合。今人侈談西政，輒謂曠古無疇，其墨守舊聞者則又極口菲薄，其亦即遺經而一考之乎！」再引「大司寇」後按云：「三代以前刑官之制，周室為詳，以大司寇為之長，而小司寇掌禁以副之。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縣士主縣之獄，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此主王畿以内之官也。訝士主四方諸侯之獄訟，此主王畿以外之官也。……前人謂用刑則掌戮居後，用禁則禁殺戮居先，聖人之意，欲申禁以止殺也。至冥氏諸官，其所以保衛民生，且無所不至。觀於設官之次第，其旨微矣。自秦以後，密於用刑，而疏於用禁，衛生之事，並無專官，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方今歐洲之政，嚴於警察而寬於刑罰，衛生之事尤為講求，頗與古法相合」。不但肯定《周官》是真經典，而且拿它和歐制相比較，這是他區別過去經師之處。
陳寅恪先生在審核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報告中說:「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繫。」「漢承秦業，其官制、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我今老病交加，因此，俞江書稿發來後，斷斷續續讀了兩個多月，直至四月才讀完。讀完掩卷，不禁拍案叫絕。本人讀書不多，對先秦經典，雖然讀過一些，大多不求甚解。一九八零年代初，購得書目文獻出版社的林尹先生的《周禮今註今譯》。即使這樣的「今註今譯」，當時也沒有讀懂。今讀俞江之作，用「職文」和「註文」解讀《周官》，還原《周官》，《周官》於是豁然開朗。一千多年來，皓首窮經的經師們誰都沒有這樣想過做過。這是千年《周官》版本中的獨創版。僅此創舉，足使地下經師無法平靜。依據這一還原本，加上考古發掘材料，作者繼續對周制作了全方位描述，從而使讀者對周制有了一個新認識，這就是本書價值。
甲骨鐘鼎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標誌，但它只是單一個人或事的紀錄。而制度則不同，它是文明體組織的整體規劃和管理規則。三代先王是歷代文人嚮往的時代，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夏代文明，我們所知的大多是傳說，考古發現甚少。無法詳說。商代有大量的甲骨文字，青銅銘文。文字的出現，使中華文明有了確切的紀錄。但無法詳細了解當時社會國家的建構。周代不同，由於文字的出現成熟，更有《周官》和《左傳》等著作的傳世，使周代的制度有了文字留存和傳遞。但是由於傳本《周官》難讀費解，因而有真偽之爭。本書通過對《周官》及相關經典的考察，用大量經現代技術鑒定的地下發掘物，與之交互論證，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將周制呈現在世人面前。
